遗址类农业文化遗产是中华悠久农业文明的物证，也是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本文着重以沅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高庙遗址农业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探析高庙遗址史前农业发展历程及其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

一、高庙遗址农业文化遗产概述

遗址类农业文化遗产是已经退出农业生产领域的早期人类农业生产和生活遗迹，其遗产包括遗址本身，以及遗址中发掘出的各种农业生产工具遗存、生活用具遗存、农作物和家畜遗存等。这类农业文化遗产，或多或少地映现出史前农业生产与生活的状貌。

高庙遗址位于洪江市岔头乡岩里村，地处安江盆地西北缘、沅江北岸的一级台地上，分布面积约3万平方米，地貌表现为顶部较平、周边呈坡状、高出河床十多米的台地，遗址中保存的主要是“高庙文化”“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这处遗址最初于1985年9月在文物普查中发现，1986年2月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5月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高庙遗址先后经过三次发掘，发掘面积约1700平方米。

1991年冬，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怀化市考古工作人员首次发掘，发掘面积416平方米，出土了大量工艺精美的陶器、石器、骨器、蚌器。其中生产工具遗存有斧、锛、刀、凿、球、锤、铲、饼、网坠、砍砸器等石器，生活用具遗存有陶器、骨牙器及石磨盘、石磨棒等。此外，还出土了多枚家猪的颌骨。

2004年春，高庙遗址第二次考古发掘，发掘区域114平方米，出土了纹饰精美的各种陶器、象牙、石雕等。这些遗存具有浓厚的宗教礼仪色彩，在全国同时期的文化遗址中独树一帜。遗址中还出土了史前时期女性人体骨架，其下有一个方孔的竹（或苇）编垫子，制作工艺十分考究精湛。

2005年春夏，第三次发掘是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一次，前后发掘揭露面积约1142.5平方米。出土了距今约7800年的凤鸟、兽面和八角星象图案陶器；在距今约7400年的地层样本中发现了具有栽培特征的炭化稻谷；揭示了一个距今约7000年的大型祭祀场所；发现了距今约6000年的部落首领夫妻并穴墓以及象征权力和财富的玉器祭品。

高庙遗址出土各类遗存数万件，取得了许多惊人发现，被评为“2005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获评“2021年庆祝中国考古百年湖南省十大考古发现”。评选专家认为，高庙遗址再现了史前宗教祭祀场景，是研究古代先民食物结构、农业起源以及当时生态环境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高庙遗址的发掘，为揭示沅江流域史前农业文明起源与演进找到了一把宝贵“密钥”。

二、从高庙遗址考察沅江流域史前农业文明发展变迁

近半个世纪以来，在沅江流域以高庙遗址为中心的田野考古中取得的成果，让我们能够探知其史前农业文明的发展概貌，其发展大致经历了萌芽期、奠基期、发展期、成熟期四个阶段。

萌芽期：距今约 7800～7000年，为高庙文化早期阶段。安江盆地周围是茂密的森林、开阔的林间草地和灌木丛，丛林中有大量鹿、熊、象、獏、獾等野生动物，宽阔的水域滋养着丰富的鱼、龟、鳖、螺、蚌等水生动物，还生长着橡子、栗子、猕猴桃、刺葡萄、薏苡、莲藕等野生植物。渔猎和采集是高庙先民主要的生存方式，他们也从渔猎中学习动物驯养，从采集中学习植物栽培，并尝试水稻的种植。石器加工较为粗糙，多是沅江卵石单面打制而成，有斧、锛、刀、凿、球、锤、网坠等器类，属于粗放的“渔猎—采集”生产模式。陶器主要为褐色的夹砂陶，类型有釜、罐、钵、盘、簋、碗，可炊煮和盛装食物。白陶是特制的祭祀礼器，刻画着太阳纹、凤鸟纹、獠牙兽面纹等象征神灵的图案。这标志着高庙先民在农业文明初现曙光之时，用创造性劳作开启了一个敬天礼神的时代。

奠基期：距今约7000～6300年，高庙文化晚期阶段。渔猎和采集仍是先民主要的生业方式，并辅以驯养家畜和种植作物；突出标志是更为丰富的生产方式，更趋稳定的定居生活方式，更加普遍的礼神信仰，并由此成为区域性大型祭祀中心。先民们在沅江河谷盆地聚族而居，修筑大型祭祀场所，呈南北中轴线布局，并专门修建祭祀神灵的祭坛。在祭坛周边修建有多组房屋，房屋多为两开间和三开间木构结构，有的设有厨房，厨房外侧挖有可储存水生螺类和鱼类的窖穴。如此大型的祭祀场所在国内同期遗存中非常罕见。

发展期：距今约6300～5200年，大溪文化时期。沅江流域先民的生产方式较高庙文化时期有了明显改变，突出表现是普遍出现了稻作农业的社会形态，水稻种植已成为当时先民食物的重要来源。石器制作更加精良实用，出现切割、管钻和抛光等工艺。随着原始农业的发展，聚落人口的增加，氏族聚落不断增大，形成了多套房址相邻而聚，房屋的筑造工艺已有木骨泥墙的做法。逐步发展的稻作农业不但可以供养较多人口，而且有了社会剩余产品，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墓葬中的随葬品有了明显差别。特别是出现了高等级的贵族墓葬，随葬的玉器十分精美，其制作工艺与洞庭湖平原同期随葬玉器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原始农业的长足发展与史前文明的交流互鉴，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

成熟期：距今5200年左右，新石器时代晚期，湖湘大地屈家岭文化更替了大溪文化。一支新兴的族群（氏族联盟）由此崛起，遍布整个长江中游大部分地区，雄踞于中国南方，这一族群被称作“三苗”集团，通常也被视为湖湘地区少数民族族裔的先祖之一。这一时期沅江流域与洞庭湖澧水流域几乎同步，稻作农业已经相当普及与成熟，出现了带有排灌系统的稻田。距高庙遗址不远的高坎垄遗址已形成规模较大的稻作聚落，可耕面积约1万平方米。细致考察此阶段原始农业的社会形态，可以了解沅江流域与周邻地区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过程。

三、高庙遗址农业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曾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资料、资金和生产力”。高庙遗址是沅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典范，全面科学地认识其文化遗产价值，对于规划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湖南段）以及推进文旅融合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其一，历史价值的定位。考察以高庙遗址为中心的沅江流域史前农业发展概貌，认识沅江流域河谷盆地与周邻洞庭湖澧阳平原的文化交往、交流与交融，有助于我们理解湖湘沅澧区域是如何在冲突与融合中走向多元一体的农耕社会。

其二，艺术价值的借鉴。高庙遗址陶器具有独特的艺术构思，是沅江流域史前农业社会的产物。那些刻画着凤鸟、兽面等各类神灵图案的白陶礼器，无论构图方式、装饰技法还是色彩搭配，在国内同期遗存中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制作工艺对当下制陶技艺仍有参考价值。

其三，科学价值的认识。高庙遗址出土的大量遗迹、工具器物、动植物遗存，以及不同时期考古学文化的迭代累积，对于了解当时的生产、生活、生态环境，以及湘西南山区渔猎经济向农耕经济转变，具有重要学术理论研究价值。

其四，社会价值的彰显。高庙遗址是史前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场所，是沅江流域乃至湖湘地区重要的乡土教材。它呈现了史前农业文明丰富的社会形态，展示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可以极大地增强民族凝聚力与创造力。

其五，文化价值的传承。考古学证据表明，高庙文化体现了史前文化的丰富多彩，凸显了民族地区文化多样而统一的特征，蕴含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密码与基因，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确立民族文化自信，服务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于乡村振兴。